这个上海女孩注定要目睹头号哈马斯被炸成碎片
地球是一个奇迹
探索者｜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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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，当周轶君见到亚辛的时候，这个苍老的男人四肢瘫痪，脚已萎缩，只能卧在轮椅上。他被以色列监禁了13年，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坏了他的听力和视力，嗓音又尖又细，像刀片划在玻璃上。
他们一位是“头号恐怖分子”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精神领袖；另一位则是中国首位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。
周轶君曾问亚辛：“当您在电视上看到以色列的妇女小孩被‘哈马斯’成员杀死时是什么感觉？”
亚辛出人意料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宗教其实不允许我们去杀戮无辜的人，可是当全世界对于巴勒斯坦的妇女小孩被害毫无感觉时，我们还能选择什么呢？”
就在这场震惊世界的采访后不久，亚辛就在以军的“定点清除”行动中被炸死。当她看到那驾被炸成碎片的轮椅后，深深地震惊了。
上海人到北京
20世纪70年代，周轶君出生在一户上海普通家庭。
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，她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。最早她拿着新华字典一边识字一边看小人书，长大了就看《围城》，读米兰·昆德拉。
初中的周轶君迷上了葛优出演的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长大后也希望成为一名编辑，凡是有记者活动，她都积极报名。
父母从来不管周轶君看什么书，听什么音乐。“我的父母没有说过一次‘不可以’。”她说。
在考高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她首选北京的学校，一般上海父母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上海，但周轶君的父母同意了。以她的高考成绩可以考上清北，但清北当年却在上海没有名额。
最后，周轶君去了北二外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。“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，这种语言很罕见，学的人肯定少。学的人少，说不定就有用。”多年以后，她才发现这是她向中东“生死之门”迈入的第一步。
抵达加沙
毕业后，周轶君凭借小语种的优势入职新华社。
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，2002年加沙成了尸骸遍野的地狱之城。26岁的周轶君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报道，社里不忍驳回了她三次申请，在最后一次她写道：“长期的外派任务，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。”
领导最终同意了，社里的前辈说：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去。”
2002年8月1日，周轶君去机场的路上才告诉母亲目的地是耶路撒冷，此时广播正播放：“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，已经造成7人死亡，85人受伤......”
但周轶君骗了妈妈，她要去的地方是比耶路撒冷还要危险的加沙地区。
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，她把不远处一家电厂机械事故的爆炸声误认作空袭而蜷缩在原地，20多分钟后她意识到，“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，不知道下一声爆炸在哪儿的恐惧揪心裂肺。”
她亲眼看到五岁巴勒斯坦男孩儿阿曼·法利斯躺在冰棺中，他在自家门口中弹身亡。“一个小男孩，那么可爱，长到11岁忽然就经历了这一切，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？我觉得这也太可笑了。”
生死无常，她不再相信运气，也很快丢了虚荣心。她熟练地武装自己，把自己塞进长袍和头巾，联络采访、买菜做饭、与当地人打交道融入了长达两年的战地生活。
人肉炸弹
在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，愿意参与自杀式袭击成为“政治正确”。周轶君曾用镜头记录下一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孩子，他们兴奋地告诉她：“给我照相！明天我要当烈士啦！”说话的小孩告诉周轶君，明天自己要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。
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，有人视他们为动乱之源，自杀式爆炸招来以色列对加沙的密集轰炸、严厉封锁。
在《中东死生门》里，周轶君写道，“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关系，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血债，也有本是同根生的相惜。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加沙的地位犹如黑帮教父，无人争锋。”
这个激进组织曾多次在街头行刑，审讯所谓奸细。在周轶君的笔下，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的态度。
亚辛14岁时摔断了脊椎，终身只能瘫在轮椅上，尽管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，他却在难民营的穷人中支持率极高，被视为“教皇般的存在”。
他一手创建哈马斯，对外发动袭击，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、学校，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。
2003年，周轶君获得了采访这位精神领袖的机会。
周轶君向世界传递了她眼里的亚辛。“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，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，开车过去一路颠簸。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几间普通的平房，和巴勒斯坦难民营没有区别。”
“以色列宣布亚辛为重点打击对象，亚辛却仍然待在家里，并没有加强防范措施。”周轶君说，亚辛看起来并不担心死亡，“对于他们来说，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。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，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。”
2004年3月22日的凌晨，亚辛遇刺。周轶君是第一批赶到的记者，亲眼目睹了脑袋碎裂的亚辛。一些孩子也在那场爆炸中身亡。
别离巴勒斯坦
在为期两年的战地生涯里，周轶君不光记录了巴勒斯坦，同时也记录了以色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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